-------------道德是开明的自利

中国今日之道德衰败，有目共睹。对道德的现状，仅义愤与声讨无济与事。我们要追究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今日的道德滑坡，未来中国道德的建设应循何种线路而行。

自汉武帝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策略后，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的道德一直与皇权的稳定紧密不分，道德建设始终围绕儒家“仁”“恕”两字展开，并发展成佐控社会关系的各种礼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的人可以通过洞见善而行善，因而道德的根本在于发现善的思想不同，中国历来统治者深知，道德本身不能自施，需借助于强力保障推行。于是，在礼外辅之于刑，出礼而入刑、礼法合一。一方面靠儒学纲常的长期灌输和鼓励，另一方面凭借刑法的威慑与惩罚，封建几千年，将一种道德观客体化和实在化，构成了特有的中华道德文化。

但是，这种道德从一开始就不是始于人们生活中产生的自发需要，而是出于皇权安稳的机变。加之“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要求不符合人的本性，所以这种道德的基础是脆弱的。在政权控制能力强大的情况下，暴力保障充分，社会道德的维护本无问题。一旦中央政府势力衰弱，儒家道德除诉于传统，别无他法可以维持，于是礼崩乐坏的情形会一再出现。以南宋为例，因朝廷软弱，儒家提倡的礼法风纪松软，当时不少大儒上书，要求加强礼教约束，说礼法之乱，前所未见，妇女嫁离，如过旅社。可见，传统中国道德的维持，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息息相关。

今天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时期，破旧立新，追求经济，关注个人福利。因经济基础的大改变，儒家学说演绎的道德规则，因与当今的社会状况不符，不可能再得以保持。传统道德要求克已复礼，存天理，灭人欲，而现代商品社会则以开明的自利和利益计算为基础，旧有道德便与新的形势情境有了对立冲突。目前来看，本来就有实际传统的中国人正在普通接受自利观念，并有极端化倾向，甚至将一些纯道德的行为经计算而评价。如前段时间去世的深圳义工丛飞便遭人质疑和指责，认为他没有先顾已再助人。这说明我们过去视为当然的道德内容正被颠覆。不管承认不承认，在道德问题上，中国社会正在接受功利主义的相对道德观，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道德危机的本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中政府对道德的作用和责任正在弱化。这其中原因有二：一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普遍认可的道德规则，国家对道德的内容无法定位；二是政府应作无形之手的理论，使国家无法强推一种道德。即使有明确的道德内容，也不能有很好的手段落实。政府对道德的无所作为使失控的道德局面更加严重。

那么，一个社会究竟靠什么维持道德的存在。这里，必须拿西方作一说明。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西方的历史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成为宗教的历史。除美国外，欧洲千年的混乱全由宗教而起，从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到1818年-1848年的欧洲30年宗教战争，新、旧教在上帝的名义下互相厮杀。宗教冲突的血与火，使欧洲人血液中反而渗透了基督教的道德观，一直脉沿至今，促成了道德的强化，造成了西方经济自利与道德约束的奇特协调。现在的欧美，宗教担负了维持道德的责任，政府则只管俗世幸福。我们常认为西方道德的存在是与他们高度的法制水平一致的。其实不然，在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哲学和法学中，道德和宗教只属于对生活有用的理论，用哲学的话来说，即形而上学的，因为他的理论和声称无法从现实经验中证明；而法学和科学是实证的，是能通过经验加以证明正误的。有效率的政府不应去关注抽象的事情，道德应交给民间和宗教看护。

综观道德的历史，可以大致说道德维系的基石有四：一是宗教主义，二是传统主义，三是专制主义，三是法制主义。中国没有宗教传统，又不是专制的时代，传统本身就有证明正当的问题，因此，前三者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应当在法制主义上找出路。将普遍认可的道德伦理择其要者上升为法律，用法制加以保障；其他无关宏旨的交由舆论、宗教和良心去维持。通过长期的法制建设慢慢积淀，建立起新的道德观。

一个没有道德、只有功利和短见的社会是无法长期维持的。我们正处于道德解体的时代，而且这个过程还要继续。直至有一天一切都成为废墟时，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道德缺席带来的不安。至于这废墟何时能重新长出绿草，取决于每个人的行动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