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知道万物都是根据上帝的意志而发生的话，你就会渴望它发生” -赛涅卡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在个人幸福的问题上却都相信人的命运与他们活在其中的社会紧密相关。共同体或国家必须为人的幸福而存在，否则它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正当性。这种思想是希腊直接民主公共政治的产物。公民的公共生活和在生活中的相互联系使国家有了意义。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万类各有其位，这样的社会才是道德和正义的社会，共同体中的人才有幸福。柏拉图从理想国中寻求人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则试图从现存的政治形式中找到一种最好的社会来确保人的幸福。

然而，民主制失败后的希腊走向了帝国化，最终又产生了一个帝国化的罗马。在帝国日益强大的集权体制下，人人能够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希腊共同体彻底一去不返。在集权面前，个人的地位削弱了。现在国家成了一种需要维持的客观实在，个人必须对它负责、服从和尽责。个人在政治上越来越无能为力。这种挫折感促使哲学家将思考的目光从外在转向自身，他们不敢担冒犯国家之险对政治问题作什么哲学讨论或思辨。既然国家政体与个体命运越来越不相关，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个人又该怎样得到和确保自己的安康与幸福？这就是伊壁鸠鲁主义（Epicurism）主义和斯多葛学派(stoicism)提出的共同问题。

伊壁鸠鲁主义对确保个人幸福的回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享受生活，但要深思熟虑”。我们常以为伊壁鸠鲁主义是不道德的纵欲主义，其实这是错误的。伊壁鸠鲁主义追求精致和谨慎的个人幸福，我称之为“安静的快乐”，或者可以说“小资情调”的幸福。比如夜深人寂时或阳光明媚的早晨，你手捧一杯咖啡静听古典音乐或看优美文作的那种感觉。哲学、文学、友谊对伊壁鸠鲁主义者来说，是最值得追求的幸福形式。当然，幸福还应精打细算。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老时疾病，全是少时招的”，为了以后的持久幸福，所以必须拒绝短暂的快乐，沉湎和放纵只会带来今后更大的痛苦，这是对幸福计算后划不来的。幸福既然可以计算，那么幸福也就意味着防止不必要的危险，所以生活中应当谨言慎行，政治或其他有风险的事情不要染身，“莫问国事”可以防止损害幸福的危险发生。伊壁鸠鲁主义的上述观点，让我们想起功利主义的幸福观。事实上，后来功利主义的思想就是伊壁鸠鲁主义的产儿。

与伊壁鸠鲁主义相比，斯多葛学派就更加冷静。我们常说一个人有斯多葛似的冷静，就是指他们心不为外物所动，宿命而听天。世间万物的等级、秩序都是天注定好的。人如此无力，对外在事物加以干涉和改变是不可能的。人的任务是学会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坦然接受。克制自我心灵，达到与万物合一是斯多葛学派幸福的膏脂。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将这种思想神秘化。从斯多葛学派那里，我们看到了斯宾诺莎的理性沉静，老庄的顺天无为，乃甚至佛教的般若涅磐。

提起斯多葛学派，不能不说道其中的著名的分枝-犬儒主义。犬儒主义代表了无权无势的下层人民的生活态度，代表人是第欧尼根（公元前404-前324年）。第欧尼根通过自身的示范，告诉一个身无分文的贱民，如何在不通过偷抢（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或反抗社会（社会太强大，他们无法反抗）的情况下保持自得而自尊的心灵。他象狗一样住在一个木桶里，整日晒着太阳，用优美的语言赞美自然，鄙视人为。至于那样是幻觉中的快乐还是内心的幸福，只有他知道。亚历山大大帝有一次到科林斯去拜访他，当时他正象狗一样地在快活晒着太阳。大帝自报家门：“朕即亚历山大。”这位犬儒学者镇定自若地回答:“我是狗崽子第欧尼根。” 犬儒主义解释了基督教等宗教为什么首先会在下层人民中传播。身处卑贱，无助无力，但生活不仅要继续，还要快乐心安，这种理论克服了现状带给人的无能和沮丧感，同时维持了内心自尊，有点象我们常说的“阿Q”精神，不过这是更理论、更豁达的“阿Q”。分析犬儒主义有助于说明一种思想或宗教产生的深层原因。费尔巴赫说宗教是人的异化，这是非常深刻的。

在个人没有机会和途径参与管理和运作的社会体制中，他们不得不通过种种方式逃避现实，转向自我的生活。伊壁鸠鲁主义小资似的幸福，反映了中产阶层的无奈和逃遁，当时中产阶层很少，所以应者廖廖；斯多葛学派代表了一般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从者如云；而底层的社会民众，更多过着犬儒主义似的生活，只要能填饱饥腹，不为官扰吏侵，生活再艰难，也是可以忍受的。但事实往往不是这么简单，当犬儒似的生活都不能维持时，会反弹成对社会的反抗。在以后的哲学史中我们会看清这一点。

奥勒留，罗马皇帝，作品《沉思论》，斯多葛学派。主张禁欲，自我反省。尼采说过一句评论斯多葛的话：“斯多葛主义交给我们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自杀”。